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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广州湾的前世今生】(上)

程剛文存2018-08-03 15:43:39




12月26日          湛江          13度          晴|风和日丽


广东这片土地与我总有一种莫言的交集,我对广东人也颇有好感。父亲早年在广东参军,自己读书的时候也常去广东走动(虽然时间很短),还因此结识了一队广工大的好友。除此之外,我也记得凌晨三点滞留广州火车站的凄凉情景,还有晚上十二点在东莞常平车站险遭抢劫,以及在厚街酒店与一大队小姐同乘一部电梯的尴尬经历。


由于项目时间紧促,我与同事分路南下,她走惠州,我走湛江。起初我们选择的粤西城市为茂名,但茂名交通多有不便,而与茂名比邻的湛江相对好些,故改为湛江。湛江机场是粤西地区的唯一机场,所以上海飞湛江的航班相对较多。我所乘飞机是一架中型波音737,机上的乘客不多,大概坐满了三分之二的位置。


路上我把前几天找来的何清涟女士的《中国的陷阱》(2005年修订版)翻看了一些。这本书是她在流亡美国之前在大陆出版的,书的主要内容是讲中国在上世纪末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形和扭曲。所谓的改革本应是矫正前三十年“化私为公”的抢劫,却变成了权力控制下“化公为私”的盗窃。何清涟在书中预言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西西里化”,即基层政权流氓化、政府与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在修订版中还增加了作者对2001年后中国问题的思考,包括对于中国模式崛起论的的质疑,也对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所面临的机遇与危机做了精谨的分析和预测。记得上世纪90年代秦晖先生针对国企改革的<正义五论>,让他从一个埋首故纸堆的学究变成了捍卫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民粹化的国度里,“秀才变成兵”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但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幸运,我们还有这么多有良知的人在坚守,还在为中国的命运苦心焦思。中华民族,何其幸也! 


下午2时许,飞机抵达湛江机场,这里已经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了。云淡风清,阳光和煦,身上的衣服显得臃肿而多余,我喜欢这座城市给我第一印象。湛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真正意义上的热带。对于一个习惯了四时节令的北方人,无有特殊机缘,恐怕很难会到达这里。

(* 霞山的跨海轮渡码头,对岸是坡头区和南三岛。)


 这里古时为南越之地,在中原文明为主体的前近代社会,这里一直被描绘成瘴疫横行,不服教化的蛮荒之地,也是唐宋时期贬谪官员的流放地,像苏轼、苏辙都曾到过湛江。秦时该地属于南海三郡中的象郡,秦灭后赵佗割据建立南越国,直到武帝一统,置南海九郡,南部徐闻、海康、遂溪三县属交趾部徐闻县;北部吴川、廉江两县分属交趾部高凉县和合浦县。以后,南部三县先后属交州、合州、南合州、东合州。至唐贞观八年,改东合州为雷州,直至清代。然而历代中央政权在逐步将南越之地纳入控制范围的过程中又不断压制本地社会,尤以明清为甚,比如以前的珠盗、海盗、私盐买卖等等(其实多为本地谋生百姓),朝廷实行严厉的经济统制绝民生路、强制迁徙或阻迁,矿监税史,吏治腐败;同时还要遭受“真海盗”们的烧杀抢掠。与此同时,从南北朝开始的北人南迁,外来的客家人与本地土著社会不断的冲突融合,南朝高凉冼(即冼夫人,俚人,南越首领)冯(冯宝,南梁高凉太守)联姻本身就有土客关系在里面。直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同样隐含着土客矛盾,“外来人”的拜上帝教和“本地人”的地方性崇拜的冲突,背后其实就是这些移民和本地土著-官府的冲突。


甲午之战后,中国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德国租胶州湾,英国租新界、威海卫,俄国租大连,法国租湛江(时称广州湾,1899年),无论自愿也好,被迫也罢,中国真正开始了融入近代世界的步伐,近代国家民族观念始由产生。倡导“三代之治”的清末古儒们对美利坚、欧罗巴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其民平等”叹羡不已。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近代西方这一参照,中国才真正开始走出两千年秦制这一泥沼,所以谭嗣同才有“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这等“汉奸式”的言论,但我相信汉奸之名无论如何也扣不到这位为中华前途杀身成仁的大德身上。广东作为近代中国开放的最前沿,正是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遇,才有了康有为(南海)、梁启超(新会)、容闳(香山)、孙文(香山)这些开中国近代风气之先的人物。


传统划分上,广东有四大民系文化,从东往西依次为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广府文化、雷州文化。广府文化起自肇庆,以广州为中心;潮汕与闽越同气连枝;客家主要居于粤北的两广丘陵地区,各处皆有散布;雷州文化则指雷州半岛地区。雷州半岛原来的中心在今雷州市。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国租占广州湾,才正式揭开了湛江城市建设的序幕。这与德国租占胶州湾后开始对青岛的规划建设是同时的,广州湾归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管辖。起初规划西营(霞山区旧称)为行政区,目前仍然保留了法租时期的部分建筑,如公使馆和天主教堂,我所住的酒店就在霞山区。赤坎为商业区,霞山居南,赤坎在北,如今政府在两区之间规划了开发区,是眼下湛江的重点发展区域。


虽然湛江的城市建设与青岛同时起步,但是目前两地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水平差距颇大。我不想过度强调德意志的民族优越性,尽管从总体上看基督教国家(如英国、德国)的殖民地发展确实明显好于天主教国家(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东正教国家(如俄国)的殖民地。但就湛江一地而言,区域地理的因素可能才是主因。港口城市的兴衰与经济腹地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青岛有胶济铁路贯通胶东半岛,并可经铁路直抵京津,也可沿海路抵大连、上海以至香港,沿途地区经济均较为发达,而湛江水陆所及之处主要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时东部还有广州、香港这些大商埠,偏安之地自然难有发展。

 

办理完酒店入住,便直奔霞山天主堂。途径一片葱郁的绿地——绿塘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这是广东省第一个国家级的城市湿地公园。公园周边一片片的高层住宅拔地而起,不断修正着湿地的边缘;进出住宅区的道路将狭长的湿地斩成数段。这些湿地本应是城市的绿肺,现如今却成为高档住宅的背书,不免扼腕。转入海滨大道,道路左侧为海滨公园,高挺的大王棕和葱郁的老榕树占据了主体位置。我对榕树的感觉很是矛盾,虽然爱她的繁盛刚劲,但垂悬的气根总让我觉得不干净。右侧的沿街建筑正在改造外立面。出租司机说湛江已经是全国卫生城市,现正在申请全国文明城市,所以政府要将海滨大道打造成法式风情一条街。我不知道这个“法式”到底是什么建筑形式,估计也没人真的想去搞懂,只是苦笑原来必除之而后快的帝国主义遗产摇身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地方文化特色。可叹体制不改,这种机会主义的瞎折腾还会持续下去。 

(* 湛江随处可见的大王棕。)

(* 街边榕树垂悬的气根。)


霞山天主堂坐落于绿荫路85号,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范蘭神父主持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902年落成。教堂规模不大,难称宏伟,坐西北向东南,青砖石灰混合结构。教堂建成后,由法籍神父座堂管理,历经四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法籍神父被限制行动自由,1951年被驱逐出境。在传统的官方叙述里,传教士总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列强侵略的开路先锋,但是只要稍作推理便能戳穿这一说法。即使说不平等条约是武力强迫性质,但是宗教信仰却不能胁迫。实际上当时的多数传教士非但不是凶神恶煞的侵略者,却是深入穷乡僻壤的“弥赛亚”,他们建立医院、学校、育婴等福利机构,逐渐赢得本土居民的信任与好感,比如在湛江就有天主教堂修女院开办的赤坎育婴堂,曾收容中国幼婴约1万名。甲午以来,中国之官员谈洋人而色变,教会有时还会因为保护各自教民而介入到民间斗讼,甚至宗族争斗,这其中尤以法国天主教为甚。

(* 霞山天主堂外景。)


此后,教堂一直由解放军驻扎。教堂原属于北海教区管辖,1966年北海地区从广东划入广西,从此该教堂归属广东。文革期间,教堂遭到了严重破坏。文革后,教堂成为街道企业霞山机械厂的厂房。后教会出钱让其搬迁,并收回教堂进行修葺,于1984年12月20日举行复堂典礼。1985年6月,湛江天主教爱国会和湛江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将本部设于教堂内。1990年经批准设计天主教湛江教区,该教堂成为天主教湛江教区主教座堂,1995年3月陈除-若瑟主教任天主教湛江教区首任主教,2004年11月,苏永大-保禄主教任天主教湛江教区第二任主教。这里提到的天主教爱国会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分支,于1957年成立,时值中国反右运动初兴,该会强调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实行独立自主,彻底割断同梵蒂冈教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总结其核心宗旨就是“反帝爱国,莫问教义,听党指挥,闭门造车”。由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身处政府支持的正统地位,故俗称为地上教会,但因其不效忠梵蒂冈,所以并不合乎天主教会的传统,所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制造”。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也有接受梵蒂冈领导的天主教会,他们不承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政府的领导。由于他们的行为不被政府支持与承认,因此只能秘密或松散地进行活动,所以通常把他们称为地下教会。同年成立的还有中国道教协会,两年后的1959年藏传佛教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


由于正值圣诞,教堂的顶上立起了“圣诞快乐”的霓虹灯字样,在这座百年历史的小教堂里传递出一种活泼的存在感。由边门步入教堂,教堂里异常安静,只有两个中年妇人在里面沉思祷告,或者仅仅是寻找一种皈依感。角落的架子上,条几上,桌洞里都摆放着《圣经》,是信徒们平时来做弥撒时候用的,看上去很像是大学的自习室。从这些圣经的数量看,常来的大概有一两百人。

(* 霞山天主堂内景1)

(* 霞山天主堂内景2)


大厅两侧的立柱上挂着木刻的十四个雕像,描写耶稣受难的十四站苦路。 真实的苦路位于耶路撒冷的老城,主基督当年就是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这条路,一路上他停留了十四次,因此这十四个地方就是如今的苦路十四站。这十四站分别是耶稣被判死刑,耶稣背十字架,耶稣第一次跌倒,耶稣途中遇母亲,西勒纳人西门帮耶稣背十字架,圣妇为耶稣拭面,耶稣第二次跌倒,耶稣劝告耶路撒冷的妇女,耶稣第三次跌倒,耶稣被人剥去衣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尸体从十字架卸下,耶稣葬于坟墓。60年前我们中国的大地上也出过金灿灿的“弥赛亚”,不过这位救世主却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经验告诉我们救世主往往是靠不住的,还是多一些自我担当来得更实在些。

(* 霞山天主堂内景3——十四站苦路之九耶稣第三次跌倒。)


教堂的左侧是花园,正中一株老树,看起来刚刚移来此处不久。此树颇有来历,学名叉叶木,俗称十字架树,因其树叶呈十字而得名,原产南美,国内稀有。教堂建立时由法国传教士引入,原有五株,算来树龄已达百岁,但此树命途多舛。70年代,这五株全被移植到对面的海滨公园,其中四株移到公园办公室门前,成了特权阶层的池中物。但由于园区疏于管理,不懂养护,加上此树“通灵”,近年来已停止开花结果,后经市政园林局研究决定将其中一棵移植回天主教堂。愿其得归净土,再复生机。 

(* 被移回天主堂的那株十字架树。)


老城的街道两侧是拱门样式的骑楼建筑,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商住建筑源起于英殖民时期的印度,原来叫做廊房,可以挡避风雨和日晒,非常适合炎热多雨的热带气候,在东南亚和我国华南地区十分盛行。不过霞山老城的廊道均已完全隔断,变成一家家的独立门户,肮脏凌乱,堆满杂物,共享包容的概念全被打散了。沿街一路行来,桥牌、大水烟、凉茶店、擦鞋匠,中国的每座老城虽然形式各异,但内容均是一般。临近海滨,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海的咸腥味,路边的渔具商店昭示着传统渔民群体的存在。老城的阴暗破败,像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废都,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远去,也显示着古老生活方式的坚韧顽强。 

(* 老城的骑楼。)

(* 老城的渔具店。)


沿滨海长廊缓步徐行,悠闲的人们在巨大的榕树间乒乓、烧烤、慢跑、游泳、海钓、蜜语,一派祥和的南疆海城的生活氛围。我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他让我想到了青岛,但更有一种异域文化的新奇感。海滩上散布着成片的黄槿树——一种低矮的灌木,耐盐碱能力好,适合海边种植,是海岸防沙、防潮、防风之优良树种。


日暮。不知不觉间我再次绕回到广州湾公使署,这里是这座城市的起点。我把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租界条约原文附录于后,仅摘录其中几点以供品评。第一款之“订明所租情形于中国自主之权无碍。” 第二款之“该岛(硇洲岛)与东海岛中间水面,系中国船舶往来要道,嗣后仍由中国船舶任便往来租界之内停泊,勿得阻滞,并毋庸纳钞、征税等事。” 另第三款之“租界内华民能安分并不犯法,仍可居住照常自便,不可迫令迁移。其华民物业,仍归华民管业,法国自应一律保证。若法国需用物业,照给业主公平价值。” 另第七款之“应备所用地段,由法国官员给价,请中国地方官代向中国民人照购,给与公平价值。而修造行车需用各项材料及养修电路各费,均归法国办理。且按照新定总则数目,华民可用线路、电线之益。


我觉得我们对于当今政府的要求不妨先从这“不平等”的标准做起。




(2016年12月26日,改定于2017年2月19日)




【附录】:

《广州湾租界约款》(注:广州湾即湛江)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广州湾。


第一款

因和睦之由,中国国家将广州湾租与法国国家,作为停船趸煤之所,定期九十九年,惟在其租界之内,订明所租情形于中国自主之权无碍。

  

第二款

议定在停船趸煤之界,以守卫、备运、兴旺等情,所有租界水面,均归入租界内管辖,其未入租界者,仍归中国管辖,开列于下:

东海岛全岛。

硇洲岛全岛,该岛与东海岛中间水面,系中国船舶往来要道,嗣后仍由中国船舶任便往来租界之内停泊,勿得阻滞,并毋庸纳钞、征税等事。

其租界定在遂溪县属南,由通明港登岸向北至新墟,沿官路作界限,直至志满墟转向东北,至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分中为赤坎、志满、新墟归入租界;黄略、麻章、新埠、福建各村均归中国管辖。复由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分中出海水面,横过调神岛(今湛江市赤坎区管区--调顺岛)北边水面,至兜离窝登岸向东,至吴川县属西炮台河面,分中出海三海里为界(即中国十里),黄坡仍归中国管辖。

又由吴川县海口外三海里水面起,沿岸边至遂溪县属之南通明港,向北三海里转入通明港内,分中登岸,沿官路为界。 此约订明并绘图画明界址,互相划界分执后,两国特派委员会勘明确,妥定界址,以免两国争执。

  

第三款

于九十九年内所租之地,全归法国一国管辖,以免两国争执。又议定,租界内华民能安分并不犯法,仍可居住照常自便,不可迫令迁移。其华民物业,仍归华民管业,法国自应一律保证。若法国需用物业,照给业主公平价值。


第四款

在租界之内,法国可筑炮台,驻扎兵丁,并设保护武备各法。又在各岛及沿岸,法国应起造灯塔(注:今湛江市硇洲岛的硇洲灯塔),设立标记、浮桩等,以便行船,并总设整齐各善事,以利来往行船,以资保护。


第五款

中国商轮船只在新租界湾内,如在中国通商各口,一律优待办理。其租界各地湾内水面,均归法国管辖,法国可以立定章程,并征收灯、船各钞,以为修造灯桩各项工程之费。此款专指广州湾内水面而言,至硇东水面,已在第二款内声明。



第六款

遇有交犯之事,应照中、法条款互订中、越边界章程办理。



第七款

中国国家允准法国自雷州府属广州湾地方赤坎(注:今湛江市赤坎区)至安铺(注:今湛江廉江市安铺镇)之处建造铁路、旱电线等事,应备所用地段,由法国官员给价,请中国地方官代向中国民人照购,给与公平价值。而修造行车需用各项材料及养修电路各费,均归法国办理。且按照新定总则数目,华民可用线路、电线之益。至铁路、旱电线若在中国者,中国官员应有防护铁道、车机、电线等务之责;其在租界者,由法国自理。又议定,在安铺铁路、电线所抵之处,水面岸上,均准筑造房屋,停放物料。并准法国商轮停泊上落,以便往来,而重邦交。


此约应由画押之日起开办施行,其现由大清国大皇帝批准及大法国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批准后,即在中国京都互换,以法文为凭。此约在广州湾缮立汉文四分、法文四分,共八分。



大清国钦差广州湾勘界大臣太子少保广西提督  苏

大法国钦差广州湾勘界全权大臣水师提督  高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一月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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