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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悦读 做点无用的事

太湖之南2018-10-08 12:30:24

  原题:有用的无用,无用的有用


  摘自|读者

  作者|朱坤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


  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0多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


  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无用的有用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


  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


  在这些信奉“有用之学”之士的规划下,中国的城市正呈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比麦当劳汉堡、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市民的“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牛顿曾经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做多了却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多余原因来夸耀自己。”人却恰恰相反,常做自认为有用之事,事实却证明常常无用。


  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还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因为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显示,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而对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服从,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强,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


  某个饭局上,问在座的几位男士,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在座诸君皆有愧色。有人说,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王朔说,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家不成为家,国之焉在?国之溃败,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其实不必那么忙的。


  中国古人是“通识教育”,未认字前,先背诵三字经,无非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守住了仁、义、礼、智、信,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只可惜现代中国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说起这五个字,也是哑口无语。



  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Megan McCardle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一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


  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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